古代开海政策与当代的对比：海洋资源利用理念的变迁
海洋，这片孕育了人类文明的蓝色疆域，在不同时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使命与想象。从明清时期的“海禁”与“开海”之争，到当代“海洋命运共同体”的宏大构想，中国对海洋资源的认知与利用经历了深刻变革。
一、古代开海政策：有限开放与资源攫取
1. 政策背景与核心目标
- 明清海禁与开海交替：明代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的严苛禁令，到清代康熙年间有限度的“四口通商”，政策摇摆于海防安全与经济需求之间。
- 核心诉求：防御倭寇、防范反清势力（清）；满足宫廷奢侈品需求（如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）；有限度解决民生经济压力（如康熙开海）。
2. 资源利用理念：单向索取与权力象征
- “渔盐之利，舟楫之便”：海洋被视为提供食物（渔业）、生活必需品（盐）和运输通道的天然仓库。
- “天朝物产丰盈”的朝贡逻辑：郑和船队远航以“宣德化而柔远人”为核心，厚往薄来，海洋资源成为彰显帝国威仪的辅助工具，经济成本效益考量薄弱。
- 资源认知局限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、生态系统平衡、深海资源等缺乏科学认知，开发集中于近海、浅层资源。
3. 管理方式与局限
- 官方垄断色彩浓厚：广州十三行制度（清）严格管控对外贸易，民间海洋活动受限。
- 技术手段原始：依赖木帆船、简单渔具，开发能力有限，对海洋环境影响小但效率低下。
- 可持续性意识缺失：政策制定几乎未考虑资源再生能力，过度捕捞、珊瑚破坏等现象在局部地区已出现（如部分古籍记载近海渔业资源减少）。
二、当代海洋政策：全面开放与可持续发展
1. 政策背景与核心目标
- 改革开放与全球化驱动：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，海洋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。
- 核心诉求：保障国家能源/食物安全（开发油气、发展远洋渔业）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（港口、航运、海洋新兴产业）；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。
2. 资源利用理念：综合开发与生态优先
- “蓝色国土”与“海洋强国”：海洋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资源和生存发展空间的高度。
- 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共识：强调在开发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开发。追求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的统一。
- 科技赋能与立体认知：卫星遥感、深海探测、海洋牧场等技术的应用，极大拓展了对海洋资源（生物、矿产、能源、空间）的认知深度和利用广度，开发从近海走向深远海。
3. 管理方式与创新
- 依法治海：建立以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为基础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等为主干的完善法律体系。
- 生态红线与科学管理：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，实施伏季休渔、渔船“双控”、总量管理制度（TAC）、海洋保护区建设等科学管理措施。
- 陆海统筹与综合治理：强调流域-河口-近海系统性保护，实施“河长制”“湾长制”，应对陆源污染。
- 国际合作深化：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（如打击IUU捕捞、公海保护区设立），倡导“海洋命运共同体”。
三、理念变迁：从“单向索取”到“共生共荣”
维度
古代开海政策
当代海洋政策
理念变迁核心
核心目标
安全防御、有限经济收益、政治宣威
经济发展、国家安全、生态安全、权益维护
从单一安全到多元综合目标
资源观
天然仓库，无限（或忽视极限）
宝贵有限战略资源、生态系统组成部分
从无限索取到有限珍惜
利用方式
粗放、浅层、近岸
科技驱动、立体综合、深远海拓展
从粗放原始到集约高效
生态意识
基本缺失
核心原则：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、可持续发展
从无意识到高度自觉
管理思维
人治为主、封闭垄断
法治为基、陆海统筹、科学精细、全球合作
从人治垄断到科学治理
国际视角
天朝上国、朝贡体系
平等合作、全球治理、倡导“海洋命运共同体”
从等级中心到命运与共
四、挑战与未来：走向深蓝的共生之路
当代海洋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：近海污染、过度捕捞、生态退化尚未根本扭转；深海采矿、生物勘探的生态风险与伦理争议；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海洋酸化、海平面上升；海洋权益争端复杂化。未来海洋资源利用理念的深化方向在于：
生态价值货币化与核算：将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（如固碳、净化水质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，量化“绿水青山”价值。
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（EBM）：超越单一物种或单一行业管理，将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作为管理对象。
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：大力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、海水淡化、海洋生物医药、深海探测等低环境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全球海洋治理责任担当：更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执行，在公海保护、深海资源开发规则、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。
结语： 从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的封闭，到“向海图强”的开放，再到“海洋命运共同体”的共生理念，中国对海洋的认知经历了从“畏途”到“通途”，再到“家园”的深刻蜕变。海洋不再是遥远的边界，而是生命共生的摇篮。当人类真正理解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”的古老智慧，方能在深蓝的浩瀚中，寻得一条永续共生的未来航路。
